又一个清爽的早晨，伴着清脆的鸟鸣和教堂悠远的钟声，和往常一样，我又开始了晨跑。经过总统府的绿茵草地，来到刚果河边，望着堤下一块块长方形的菜地和河对面依稀可辨的金沙萨，呼吸着布拉柴维尔早上清新的空气，我不禁在想，时间真是过得飞快呀，我们援刚果医疗队第20队进驻刚果（布）首都转眼已经一年多了。

已经熟悉了当地人走过时留下的浓重的气味，已经习惯了同这些黝黑的长相明显不同于亚洲人的路人相互友好地问一声“Bonjour”，除了初到非洲时对家乡的眷眷思念以外，现在似乎又多了一份感情，对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的爱——我们在融入。

9点钟准时到达马格莱基础医院上班。“Dorteur Zhang，请您看一看产房的病人，”随着助产士的呼唤，我来到产房。我照例趴在病人的腹部，闻着血腥与黑人特有的体味，仔细寻找着最佳的胎心听诊部位。

这里没有消毒设备，也没有水，没有胎心监护仪，也没有心电监护仪，8张铁床就是产房的全部。因为没有钱，产妇直等到临产或有情况才来医院，而产房连一台B超也没有，就只有靠大夫做肛诊的一双手和那个最古老的我在中国行医16年只在书本里才见到过的钟式听诊器。

这些十四五岁至三十几岁的当地女人，大多要生产五六个孩子，多的要十几个，也许在哪次分娩中就会因大出血、子宫破裂而丧生。因为许多人没有钱，在决定剖腹产以后要等上三四个小时她的家人才能凑到一部分钱，而手术的时候孩子和母亲已经很危险了，这无形中增加了手术的难度。酸中毒、产后出血、新生儿死亡发生率均很高，一旦发生DIC，只能意味着产妇死亡，因为没有凝血药，也没有透析设备，更没有快速检验设备，病人即使过了出血、休克关也过不了肾衰关。而且，这些急症手术是从来不做艾滋病方面的化验的，那是一种奢侈。这里的医疗工作者是值得我佩服的，这些老助产士、仅有的2位妇产科医生都有着丰富的产科临床经验，没有相当的职业造诣是得不到他们的尊重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缺乏病生理、急救方面的经验，面对危重病人又束手无策。

记得那个夜班，有一个早破水、脐带脱垂的病人，胎产式是横位，费了好大力气才完成了内倒转。这样的病例在国内已经很少见到了，因为我们有先进的产前诊断仪器。而在非洲，腹腔妊娠、忽略性横位、子宫破裂的发生率还是相当高的。

面对着生活在困苦中的刚果妇女，面对着自己随时可能被感染艾滋病的危险，面对着落后的医疗条件，面对着专业高难度的挑战，我常常想：在国内，我是天津市医大总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医生，多年综合专业技能的培训和十几年大医院的工作经验为我来非洲应对这里复杂而艰苦的工作环境积聚了资本。作为一名援刚医疗队员，能有机会运用我毕生所学为最需要它的人工作，我感到很自豪，在我的人生履历上将添加一页国际主义战士的经历，我会无愧于这一称号的。

“Dorteur Zhang，手术已经准备好了，请您进手术室。”我答应着，匆匆走进简陋的手术室。是的，这里流淌着我的汗水，这里留下了我的足迹，我正在融入……

照片左为埃及医疗队妇产科医师，右为受援医院妇产科主任，中为笔者

援刚果（布）医疗队第20队 张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