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举国震动。事故发生第二天，国家卫生计生委派出爆炸事故医疗救治专家组。作为此次救治专家组的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连日来带领18个专业的89位专家，全情全力投入重症伤员的抢救。8月24日晚6点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刚率领专家组结束了在天津泰达医院的会诊。因为夜以继日救治伤员，疲惫使得他的眼睛里出现红血丝，声音也略有沙哑。

每一次灾难都不相同，在灾难救援面前没有“专家”

记者：您13日早晨7点就赶到天津塘沽参加医疗救治工作，您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当时您看到的是怎样的场景？

席修明：从事重症医学随时会有重症病人需要你，所以我的手机长年24小时开机。8月13日凌晨3点左右，我在睡梦中接到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通知，说天津发生了大爆炸，由我担任专家组组长，乘坐早晨6点13分的京津城际列车到天津参与伤员救治。挂了电话，我一下就精神了，睡意全无，打开电脑从网络上搜寻关于大爆炸的消息，了解灾情和伤员情况。早上7点我就到了天津。

可以说，我是怀着焦急而沉痛的心情来津的，但看到700余名伤员基本救治到位后感到很欣慰。天津有一定的医疗水平和应急经验。事故发生后8个小时，伤员救治基本有序，市内的专家已调动到塘沽，完成了很多台大手术。我们到达设立在泰达心血管病医院的工作组后，也立刻开始了工作。

记者：您到天津后，做的第一项工作是什么？

席修明：核心中心城区发生这么大的爆炸，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以前参加的地震等灾难救援多是在野外，很少见到这种又有烧伤、又有骨折、又有冲击波等复合性伤害的情况。每一次灾难都不相同，专家面临的都是新问题，这就是灾难医学的特点。所以我认为，在灾难救援面前没有“专家”。

当时，简单了解情况后，便以最快速度到达抢救现场，了解、记录每一位重症伤员的伤情，包括伤势特征、危重程度、是否危及生命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救治、专家、药物，天津同行面临哪些困难，需要怎样的帮助等等。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我们要根据经验制定出最切合实际的专家组工作方案，报请国家卫生计生委安排协调。

灾难救援专家就是“哨兵”，要掌握伤员详尽的“信息”，决定调配什么样的资源，这是最重要的。这就像打仗调配兵力，既要兵强马壮又要因地制宜，这样才能百战不殆。

集中专家力量，集中医疗资源，以确保伤员得到最好的抢救

记者：您经历了近年来国内历次重大灾难救援的伤员救治，这一次事故的伤员伤情和抢救，与以往有何不同？

席修明：这次事故的重症伤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重度颅脑损伤，包括颅内出血和严重脑组织挫伤；另一类是烧伤。我们将病人分成危重、重症和普通伤员。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提出重症伤员“一人一案”，就是说每一位重伤员都有一个专家组，有一套治疗方案。

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计生委采取措施保证药品、医疗器械、血液制品及时足量供应。全国知名的专家接到救援任务后，不问时间不计报酬，立刻放下手头工作赶赴天津。

“集中救治”是灾难救援的原则之一，但灾难就医有个特点——伤员见医院就进，医院也全部给予第一时间以维持生命为第一原则的紧急抢救。这就造成有的医院没有烧伤科，也要救治烧伤病人；危重症患者救治力量不强，也要暂时支撑；伤员分散在几十个医疗水平参差不齐的医疗单位。我与专家组一起对所有重伤员进行了检伤后，提出了伤员“集中救治”方案，将重症伤员迅速转送到救治条件好的三级医院集中进行救治——集中专家力量，集中医疗资源，以确保伤员得到最好的抢救和治疗。这也是我们这次抢救成功率高的原因。

塘沽区的泰达医院、第五中心医院等，天津市内的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第一中心医院、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第三中心医院等医院，纷纷打开绿色通道，拿出最好的资源救治伤员，天津“120”急救中心做好平安转运。国家专家组与天津专家组、各医院专家组整合互补，随时关注伤情，及时采取针对性治疗和康复措施，尽最大努力将死亡率和致残率降到了最低。

记者：2003年您曾冒着随时被感染的风险，率领“敢死队”进入红区为危重症SARS患者做气管插管等抢救，救治了很多患者。此次医疗救援，作为专家组组长，您在其中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席修明：我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协调专家，二是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计生委调动了来自地方和军队系统18个专业的89名医学专家来津，包括3名来自烧伤科、神经外科的院士。天津市也组织了180余名专家，大约有4000多名医务工作者投入救治夜以继日，守护生命。

专家们分成两组，一组巡诊会诊，一组驻扎在救治点。每次会诊都会有七八个专家，涉及不同的学科。比如，今天上午专家组去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会诊，主要是针对伤情最重的烧伤伤员。这名伤员烧伤面积大，创面比较深，休克期比较深，感染了毛霉菌。这种情况病死率非常高，从8点到12点，专家们足足会诊了4个小时，提出在现有抗菌药物的基础上加用两性霉素，但是这种药物会有肾脏损害的危险。

一方面要控制感染，一方面要面临肾脏损害的风险，谁来拍板？谁来承担责任？只能是我！为什么？要救人，要尽最大努力救人！虽然能够救活这样的病人是奇迹，但奇迹是人创造的，我们要用自己的医学经验和胆识创造这次救援中的奇迹！

下午，专家组去了泰达医院，为一位重度颅脑损伤合并颅底骨折的患者开展大型会诊。患者病情很重，脑脊液从耳朵和鼻子里往外流。会诊后通过实施手术、亚低温状态、镇静处理等一系列抢救手段，病人的脑CT检查显示颅压已明显下降。

抢救这几位危重伤员都宛如打一场场硬仗，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尽量拉住他们的手，让他们存活下来，或者尽量延长他们的生命。

目前，已有169名伤员治愈出院，最近一周相信还会继续快速地增加。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是安慰，也是鼓励。

重症救援医生要走出医院，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记者：这次医学救援的成效有目共睹，您对整体医学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建议？

席修明：目前，政府越来越重视救援工作，我也希望今后政府能更加重视重症医学科的发展，培养更多好的重症医学人才。

今后，重症监护（ICU）会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这就需要ICU的医生做好应对这些任务的准备。美国把ICU的医生送上直升机，每一架直升机就是一个ICU单元，飞机上装备了全套的ICU监护设备，并配有受过训练的ICU医生去管理，这样的“飞行ICU”可以深入到灾难现场的最前沿。有了这样一套体系，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病死率是历年战争中最低的，小于10%，是个位数的病死率。

所以重症医学的发展，对将来国家救援体系的建设非常重要。比如国内数次地震、非典以后的H1N1、大量突发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都会涉及重症医学。我们会看到，今后会有更多的ICU医生走出医院参与到社会公共救助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常说“重症医学要走出ICU”，重症救援医生要走出医院，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大爆炸是残酷的，而医学救治却是温情的

记者：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是医学发展最快，救人最多，也是公众对医生提出疑惑最多的时代，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席修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目前，我们的医疗行业还主要由专科医师主导，医生们关心最多的是病、是技术，关爱病人我们做得还不够。

是技术让医学变得越来越冷漠吗？不是，是我们的人文教育和职业操守没有跟上。医学屋瓴有四根柱子，第一根是“利他主义”，这个“他”是病人，要从病人角度考虑问题；第二根是人文关怀；第三根是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最后一根才是医学知识。

天津这次大爆炸是残酷无情的，而医学救治却是温情的。泰达医院重症医学专家徐杰副院长，一直奋战在抢救一线，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在病床上继续坚持工作；一位伤员还在哺乳期，但因为受伤无法给孩子喂奶，医院里的一位同在哺乳期的护士便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婴儿；很多大夫、护士自己的家被毁了，亲人也受伤了，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救治伤员；有一位伤员伤势不重，但心里受打击很大，医护人员在病房中为他庆祝生日，亲手叠了23只千纸鹤，希望他早日走出阴影，把伤员感动哭了。此次救治过程中，这样的故事有很多，这些都是医学人文关怀的体现。